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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导演,要不要考虑观众?
头条

2019-01-17 14:45:11

艺术和商业,观众和导演,这是一直以来持续被不同创作者实践和辨证过的议题。

  《地球最后的夜晚》是一部电影,而不仅仅是一部电影。从开拍到上映,从导演毕赣到观众,从商业到艺术,从产业到资本,这部电影引起了多方面激烈而广泛的讨论。其中,创作者与观众之间、艺术与商业成为了最争议的焦点。

  开画后在猫眼等大众票务平台的口碑断崖下跌与豆瓣评分回涨至7.0形成鲜明对比:一部分观众昏睡与退场,他们原本以为可以浪漫跨年;一部分观众则沉醉在电影营造的梦境与记忆中,反复观看,意图找寻解读的密码与电影之美。毕赣是勇敢的,他挑战被叙事的熏陶已久的普通观众,以独特而完整的作者性电影进入商业院线,但结果或许是十分糟糕的那一种。

  艺术和商业,观众和导演,这是一直以来持续被不同创作者实践和辨证过的议题。创作者如何看待与观众的关系,以及是否认为观众观看是有门槛等等观念,很大程度决定了一部作品的接受度。对此,我们特此摘录两位电影艺术大师非常不一样的看法。

  波兰电影大师安杰伊·瓦依达强调创作者需要尊重观众,因为“在电影院中,观众是唯一的裁判”。

  法国新浪潮健将夏布罗尔则将导演分为两种:诗人和叙述者,强调诗人如果想要拍好电影,要做到形式与技术的高度统一。

  大师箴言。读完,你或许会对类似毕赣这样以先锋、作者姿态出现的创作者有更清晰的理解和认识。

  

  安杰伊·瓦依达

  在电影院中,观众是唯一的裁判

  当年轻、较没经验的导演遭到对其影片的微言时。你常听到他们反驳 “这正是我想表现的"“难道你不知道我是故意那样做的?” 诚然, 每位艺术家都有权拥自己的看法也,也有权去捍卫其观点。因此,在此前提下,这样的防卫机制是完全正当的。

  但是,公众有时会认同影片的前提,有时不然。公众可以接受导演对世界与人性的看法,但他们也有权利不赞成你。无论如何,有件事是确定的,确保让观众能抓住整个情节的主线是导演的职责。

  以我自己的经验而言,导演与观众看法的大部分出入,恰恰是源于导演将其影片的弱点误当成独创性。情节和动作的不精确之处,被认为是“迷蒙中见精髓”。这也正是为何我会给后来者忠告,不要常说“这就是我所要表现的”诸如此类的话,因为在电影院中,观众是唯一的裁判。当你第一次拍出 一部成功的片子,看见排队买票的长龙时,你就会了解这话的真谛。

  

  《淘金记》吃皮鞋经典片段

  影片及观众之间那不可分离的紧密联系,具有终极重要性。卓别林的所有片子中,都创造出了令人不可置信的情境,但它们事实上都植根于某些我们共有并都能领会的希望与梦想上。有谁不愿意捡到金块呢(《淘金记》?有谁不痛恨在工厂装配线上像机器人般的工作(《摩登时代》?有多少男人曾梦想着要有三个太太(《凡尔杜先生》)?卓别林从来不曾偏离这些基本欲望及憧憬太远。即使每一部的结局都表明这些梦想不可企及,卓别林的片子仍被世界这一端到另一端的观众疯狂地喜爱。

  无论生活多么艰辛,人还是个积习难改的白日梦者,总是希望转过墙角就能遇到更好的人生,即便这意味着要和美洲灰熊搏斗,面对凶恶的领班,将脖子放在断头台上,生活仍充满希望。卓别林对此知之甚详。

  对我们当导演的人来说,卓别林是我们这一行中最出类拔萃、最顶尖的楷模,一个电影创作者有可能达到的最高典范。我永远记得,卓别林急着要副导将刚出炉、热腾腾的胶片送到贫民窟去放映的事,副导回来后,他急切地问道:“孩子们笑了没?”

  “大部分剧情片及电视节目保守谨慎的做法,使其至今并未如我们期待的那般,带来艺术或政治上的自由。这样的贫乏情境,提供给这世界的不是艺术本身,只是拙劣的替代品。对导演这行业造成的影响是使其内在价值一再贬损。

  我年轻时,曾抱着很高的期许,认为我们可以改善这个世界。电影作为二十世纪的艺术形式,正是达到这一目的的最有效途径。我们深信,不同大洲、不同种族、不同国度的人们将可通过电影互相了解,通过电影彼此认识,都成为朋友。可是真实的情况是,今日世界似乎病得很严重。无论给那些被宠坏的小孩提供多少新玩具都不够——看来似乎没有任何解救的妙方。

  今日,在电影的国度中,再也没有卓别林的普世性的容身之处。在这分裂世界的两边,每晚都有电影在上映,这证明了我们年少时期待借由电影破除两边界限的希望是如何的虚幻不实。再也没有能够打动所有人的电影了。

  但我仍要说,所谓的精英电影,特别为“快乐的少数人”制作的电影根本无法令人接受。我认为,那是彻底的失败。

  

  这正是为何在《我们一起拍片》这本书中从头到尾我一再提到电影与“公众”之密切关系,为何我总试着去体会别人的感受。萨特的话——“他人即地狱”——对我而言并不适用。 唯有与所谓的他人在一起才是我唯一的力量来源、唯一的希望。

  我誓死反对认为拍电影本身是件私密性的事,公众只不过是必要之恶的想法。这是一位真正的艺术工作者必须坚持的一点。”

  

  夏布罗尔

  有两类电影导演:叙述者和诗人

  大体上,我们可以说有两类电影导演:叙述者和诗人。叙述者就是那些想讲故事的人,他们的脑子里并没有一道独特的世界观,似乎也没有特定的信息要传达。相反,他们想为他人创作的故事赋予诱人的形式。到最后,这些人几乎是被迫使着专注于形式,但他们要把形式推向深处。即便是一个无话可说的导演、没有任何编剧才能的导演,乃至想象力枯竭的导演,也可以成为一个了不起的电影导演,只要他可以掌控所有用以组成电影、且不仅限于技术层面的参数。

  我之所以说“不仅限于技术层面”,是因为“技师”这个词一直让我发笑。好的电影技师、伟大的电影技师,都是少而甚少的,他们也并不是我们以为的那样。

  

  《你逃我也逃》恩斯特·刘别谦

  唯一一个称得上举世无双的技师的人,是恩斯特.刘别谦 (ErnstLubitsch),因为他是通过技术为电影定调的。他的技术十分独特,去除了许多东西,但反过来对另一些东西又极端讲究。刘别谦的成功完全得益于他拍摄的方法,也就是形式,他通过形式表达的不是一种哲学,而是一种“触动”、一种精神状态。

  用我们德国邻居的话说,诗人是那些有着Weltanschauung(世界观),并尝试着表达出世界观的人。有时候这些“诗人”(我没找到更合适的词语,所以沿用这个称呼)也有叙述的天分,这很好。但一旦叙述者最后拥有了Weltanschauung,他就不可避免地要归在诗人这一边。

  

  《潜行者》塔可夫斯基

  我们可以说,从理论上讲,在电影的世界里,诗人比叙述者更高贵。但与此同时,电影史上最槽糕的电影亦出自诗人之手,因为通常有整套要素——例如编剧艺术——为他们所忽略。而且这些“诗人”(这也证明了,这个词语并不完美)当中往往有许多人是说教派。换言之,他们有的不是世界观,而是对事物的一些看法,这两者不尽相同。这些人有着很强的辩证精神,他们会在展开自己的观点的同时,解释其余观点为何不正确,正是这种善恶二元的论调,或单是这种粗暴的方式,催生出了一些令人不快的电影。这就是观众通常会认为叙述者的电影更好接受的原因。

  

  经典叙事电影《美国往事》

  当然了,一部优秀的叙述者电影总要好过一部差劲的诗人电影。诗人进行创作,只是为了阐释自己的观念,这个观念在他看来是正确的,并且是在人类的征程中前进的唯一途径。诗人的问题与叙述者恰好相反。诗人中有一些“大胆的人”,他们通常会提出先锋的概念。但令人讨厌的是,他们的大胆并不一定能与他们的世界观保持 一致。他们多多少少身陷于自己为作品所赋予的形式罗网之中。从某种意义上说,让-吕克戈达尔(Jean-LueCodard)就被自己的形式所背叛。这妨碍了他获得更多观众的理解。

  反过来,过于谨慎的诗人很愿意表达他们的Welanschawung,但不希望为此付出太多的代价。如有必要,他们可以背叛自己的世界观,以赢得观众。如此,他们也就变成了叙述者。这并不是一个负面的行为。他们会奋力追求简洁的风格和扎实的剧本,由此弥补其叙述内容与真实想法不相一致的矛盾。

  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

  

  而在您变成叙述者以谋取生计的过程中,可能会时不时地意外遭遇一个来自您那个世界的人物。这就像在陌生人家里认出朋友的脸:总是一件赏心乐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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